他从不以纯粹的、典雅的贵族画家自居，而责令自己锁定这片熊熊燃烧的土地，为社会底层的民众与生存环境而挥洒激情。他的画笔有如一柄粗壮的薪火，照亮了通向故乡的山路，更探照着自己的灵魂黑洞，同时也点燃了观众的泪光。
唤醒观众，唤醒自我
香山在枫叶凋尽后归于沉寂，北京城里的今日美术馆则迎来了张永旭的个人画展，题目叫作《唤醒》，有一种担当或期待在里面。画展上，差不多在北京的艺术圈朋友都赶来捧场并给出慷慨的评价。更让张永旭意外的是，许多民众涌进展厅，在40多幅硕大的油画前浏览过来，表情各异，情绪起伏，但都表示读懂了，也满足了。
有“中国当代艺术教父”之称的美术评论家栗宪庭这样说:“我以为，色彩的明亮和单纯，造型处理上孩子般的想象，是看张永旭作品的一把钥匙。”一个名叫伊丽莎白的女老外的观感也许更加直截了当:“永旭作为一位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具有多重含义。他的色彩使画面笼罩在神秘的氛围中从而引发观者探寻的好奇。我们可以在艺术家的作品中看到他对中国传统的继承和中国元素的表达，但同时也感受到从西方社会和文化中汲取的知识和灵感源泉的闪光。他的作品描述了对人类，性，焦虑，生与死等具有共同根本诉求的不同的形象。”
与记者谈起这次画展的命名，张永旭坦陈:“有两重意思，一层是个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我们这个社会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中，并受到全球化的诱惑与压制，我们的思维方法与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变化，结果也常常出乎意料。世事难料本是一句感叹，而今天常常让人措手不及并百思不解。比如说，我们的生存环境，因为现代化而遭到破坏，我希望以作品呼唤大家关注这个话题。我们知识分子必须要有危机感，一起发出声音，而不是以帮闲的身份回避矛盾，粉饰太平，这是主基调。另一层面呢，也是对自己的唤醒，通过这个主题的创作，我算是彻底认清了自己的艺术方向和社会责任。”
超越居所的场域
张永旭的艺术履历不算炫目，他出生在新疆乌鲁木齐天山北坡一个建设兵团，地点是101团，这个团隶属于兵团第六师，前身就是王震359旅的一部，至今还保持着兵团战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张永旭自小跟着作为兵团战士的父亲学油画。多少年后，他回忆跟在父亲屁股后面去团部放电影的感受:“……露天电影，我从小对这种场景很感兴趣，那种特殊年代的民众情绪，还有光与影的微妙变化，都训练了我的观察力。”
新疆地处高纬度，地域广袤，阳光强烈，季节分明，幽默机智、乐观豁达的维族人也以强烈的爱憎、强烈的色彩取向影响了好奇心很重、表现欲望很强的张永旭。中学时代的他偶然看到了德国画家门采尔的画册，以为看到了神的召唤，从此临摹门采尔的作品，有些作品甚至临了好几遍。80年代初，二十出头的张永旭雄心勃勃地开始了油画创作，不久便以《烤馕》系列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天才艺术家的宣言。
1985年，张永旭考入中央美院，毕业后回到新疆，在离乌鲁木齐较远的一所兵团大学里当老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赴美国办个展，并在那里逗留了4年之久，并就读于美国纽约大学摄影专业。
但是张永旭没有成为摄影家，画家才是他的终身理想。他是激情喷涌型的画家，有时候灵光乍现，许多想法一起涌上心头，必须支起五六块画板，一个人站在中间，这里画几笔，那里画几笔，像大户室里的炒股高手那样与画布车轮大战。
有些评论家认为《烤馕》系列奠定了张永旭的艺术地位，但他对记者表示:民俗性、地域性以及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确实让他“独立寒秋”，也可以给观众一种陌生感甚至阅读的惊奇与快感，但如果我仅仅专注于此，可能就是一个民俗题材的画家，这显然不是我的终极目标。我的视野要大得多。
2006年，张永旭第一次参加上海艺博会，作品只有两件，其中一件是《乡路带我回家》，作品中的人物是一老一少两个维族人，但那种构图与调子，却染上了浓重的乡愁，具有超越民族与地域之上的普遍价值，因而在许多观众心中激起感情的波澜。他们从张永旭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自己的理想正在被画中人诠释，或者说张永旭画出了他们的梦境。
而这次在今日美术馆的呈现，张永旭作品的题材得到了新的、更有力的开掘，他虽然有点固执地挥洒着极富疆域原色的色彩，从技巧上看还是他惯用的表现主义方法，但呈现的却是更加强烈的生命激情与思想火花。当下性是这批新作最强硬、更鲜明，也最能打动人的意识形态。
一股神的力量推动着他
“我不愿意大家给我贴一块表现主义的标签，虽然这样做方便评价、分析我的作品。”张永旭对记者表示，“因为这对我也是一种暗示和束缚。我在创作时并不觉得自己是哪个流派的，或投奔在艺术史上哪位艺术家的大纛下。我就是我，只想将心里的图像痛快淋漓地表现出来。”
时光飞转，河水涨落，张永旭每天将自己关在画室里常常工作十多个小时，各种原色经他之手在画板上调和着思索与激情，人物与场景看似与真实世界十分遥远，却冲撞般地逼近心灵的真实。他满头大汗，嗓子冒火，画笔就像一根粗大的火柴棒被不断擦起火星，好像有一股神的力量在推动他做这件事，不能回头，也无法停止。在脱去一件件累赘的衣服后他终于啊了一声:北京原来已是夏天！
画完最后一笔，张永旭将画笔扔得老远，像一团烂泥似地塌倒了，找个地儿睡了整整两天都没有补回来。
虽然张永旭不希望自己“被标志”，但阅读他的作品，还是有必要对表现主义有个大致的了解。早在19世纪末，西方世界出现了象征主义的影响和现代风格混在一起的第一个表现主义运动，先驱人物就是凡·高、劳特累克、克里姆特、霍德勒和蒙克，他们通过一些情爱的和悲剧性的题材表现出自己的主观主义。
表现主义的定义其实并不隐晦，它特指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主观感情和自我感受，因而导致对客观形态的夸张、变形乃至怪诞处理的一种思潮。这个流派的艺术家否定现实世界的客观性，反对艺术的目的性，认为主观是唯一真实。它是社会文化危机和精神混乱的反映，在社会动荡的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强烈。
美术评论家李小山这样说过:张永旭许多年来坚持表现主义画法，随意率性，不拘细节，极尽粗犷，与他的生活状态浑然一体——这是指，张永旭在他的生活里的表现让不少人奇怪，按理他并不缺乏现实生活的智慧，在人际关系，在攫取财富、拓展前程等等方面，都可以做得天衣无缝，但他却朝着另一种状态发展了。
对此，张永旭向记者吐露心迹:“其实很多年来，我一直关注身边的变化，中国似乎强大了，崛起了，但我们也付出了或许是不可挽回的代价，单说看得见的有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比如大西北越来越荒漠化，大地干裂了，燃烧起来。但我偏偏在画面中以貌似江南的场景呼唤大家的关注与反思，以诗意的画面反讽面临的困境，使主题得以强化。纪实的风格不符合我的性格，专注于技巧也意义不大，我不会孤芳自赏地沉醉于细部处理的乐趣中，我要提炼画面的形象，让大家一目了然。”
对意识流、梦幻、荒诞的诗意描绘
在《正午》这幅作品中，张永旭追求的是形而上的效果:一所乡村学校中的平凡的建筑，操场上两个跳绳的女孩子，一座突兀的大水罐奇迹般地坐落在操场上。对太阳正当正午时刻的神秘感的描绘并没有借助传统特有的象征性符号，诸如古老的建筑，纪念碑等来表现。因此，作品保存了所描述的地域风味。但更深一层的意味则在于勾勒今天城乡之间、城市人与农村人之间的巨大鸿沟。城市化的生活其实并没有使乡村离现代文明更近一些。
《焰火》也是一幅“矛盾”的作品，因为画面中没有过分张扬的焰火，在一个月光莹润的夜晚，作为焦点存在的是一对恋人，他们站在玻璃般透明的绿色池水中。女人拿着烟斗的优雅的手，呈现在视界中心，烟草散发的烟雾遮蔽着明亮的月光。在暗的夜空中，一团几乎熄灭的由极其细小的不同色彩的点组成的大约如心状的焰火，发出明亮的黄色，反映到地面和这一对男女的脸上。这样的构思与张永旭大多数作品一样，具有启发性和象征性，天空中发生的事情往往反映到地面上，地面与天空互为镜像，就如同动物与人互为镜像。
再比如，在《双峰》这幅作品中，张永旭利用极简约的手法描绘了一个丰盈的女人体，葱郁的色调犹如疆域清纯的自然景观一样给予观者无尽的遐想。而让画面出彩的笔触莫过于在乳峰上行走的小人，点到为止的掌控令人折服。故而，运用黄色系色彩的分层营造出的朦胧，暧昧视觉感官在恰当地描述出地域风味的同时，又再一次证明表现主义对荒诞世象的独到理解与诠释。观众也从中想到了当下的现实生活，远比画面中的景象荒诞千万倍。
再比如情色的意味，似乎在这批作品中显现了。这是向市场的媚俗吗？这是以心理分析为名欲达成某种效果吗？张永旭严肃地说:“现在谁的心中没有这个魔鬼？它们就在我们虚拟或现实世界中，就在这幅画的背后，这是客观存在。问题是你能抵抗它吗？”
张永旭作为一位深受表现主义影响的艺术家，对直觉、意识流、梦幻、荒诞等艺术元素的运用是极其娴熟的，得心应手的，但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时时在提防自己的思想免于技巧的淹没。因此，他所创作的作品从构思开始，只是一个如星火般的想法，落到画布上后，画中的人与物立即有了生命，自行决定走向与色彩。也因此，他的图像具有多重含义，他的色彩也使画面笼罩在神秘的氛围中，从而引发观者探寻的好奇与遐思。
而这，正如艺术评论家马可所言:“油画的核心在张永旭的作品中出现了。”更如他本人所言，“我只听从心灵的召唤，而不去考虑画面的完整或者外界的评判，成败对我来说并不重要。结果，恰恰如此，我落笔很快，不用修改，也不可预测，一切都是像泉水那样汩汩地流淌到眼前。色彩就是我的鲜血和梦境。”
那么油画的核心是什么呢？尤其在社会矛盾纠集的当下，画家干预生活的激情与才华能让我们看到多远呢？张永旭对记者说:“我认为就是来自底层的力量，还有来自心灵的追问，我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的。人们如果在这个昏睡的世界里，从我的作品中看到了希望，就是艺术家最大的光荣。（新民周刊）